今年以来，我国在种业发展政策方面的改革举措明显增多，新修改的《种子法》从1月1日起正式实施，对原有的品种审定制度进行改革，简化实验程序，缩短审定时间；年初的一号文件将“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发展”单列为一条进行重点论述；2月26日，国务院印发相关文件，鼓励科研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兼职到企业等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或离岗创业的行为，为科研成果转化和科研人员激励添了一把火；就在半个月前的7月8日，农业部等六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扩大种业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将种业科研人才流动和成果权益比例改革试点的改革成果，从试点向全国全面推广。
除了政策改革的紧锣密鼓，种业行业的市场格局在近几年也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加之经济下行压力与农产品低位运行状态的长期持续，业界普遍认为未来的几年中，中国种业将迎来大变局，也许短短几年时间，整个行业就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种业市场格局将如何变化？如何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生存下去，做强做大呢？
为什么需要提高行业集中度
农场君接触到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种业正处于爆发式发展的临界状态。接下来的几年，中国也将出现孟山都、杜邦先锋这样的种业巨头。
然而，目前中国种业的现状还是“小、散、乱”：虽然从2011年到2015年，我国种子企业数量减少了3000家，但仍然有五千多家，前十强种业企业销售额不到种业市场的20%，前50强市场集中度也仅有35%。这与世界种子市场高度集中的格局相比，还存在巨大的差距——根据统计数据，2015年世界前10大种业公司在全球市场上已形成寡头垄断地位，市场份额超过75%，仅前三大种子公司（孟山都、杜邦－先锋和先正达）的比重就超过了50%。
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会带来哪些好处呢？
首先是研发实力的增强。跨国种业公司研发投入一般占销售额的10%-30%，而我国仅中种集团一家的研发投入达到销售额的10%，即使大型企业如敦煌种业，其研发投入也只有755.42万元，仅占销售额的0.6%。
其次是育种效率的提高。现代化商业育种模式就是依靠足够大的测试规模，将选育出优良品种这个偶然事件变成必然事件。孟山都公司从全球数万个单株中选择种质资源，测试数千个品种，才能在最终获得2-3个极具竞争力的优质品种。
再次是制种成本的降低。目前我国大多数种子企业采取向农户提供父本、母本种子，由农户种植、管理、收割，企业再向农户收购的方式制种，不仅标准化程度很低影响育种效率，随着近几年农业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涨，还大幅推高了制种成本，使得部分企业不堪重负。
正是因为存在较强的规模效应，我国种业目前已经出现了“强者恒强”趋势。
以玉米育种行业为例，行业规模前三强登海种业、隆平高科和农发种业，在2011-2014年的业绩基本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规模较小的荃银高科、万向德农以及神农大丰等公司的净利润水平则基本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从2015年年报来看，预计隆平高科业绩预增约35%，登海种业业绩预增约10%，农发种业同比增长约150%，而神农大丰净利润同比下降100%，丰乐种业净利润同比下降40%，荃银高科约亏300万元。
曾经发生过的那些兼并风暴
有业内人士认为，我国种业目前的发展阶段近似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发展水平，而接下来，也将经历美国种业曾经经历过的数次兼并风暴。
美国种业的第一波创业浪潮与杂交玉米技术的出现基本同步，从1930年开始大约有190家公司成立，专门生产玉米种子。这些公司的运行模式，都是从公共育种机构取得品种，进行生产或是销售。家庭经营型的中小公司占主流，多是地区性的公司，只从事生产、包装、储存、销售公共部门研发的品种或是较大的私人公司研发的品种，从大学购买品种从事生产，技术上高度依赖大学等公共机构的支持。
在扩张过程中，随着市场份额扩大，一些种子公司慢慢通过兼并其他公司，开始了种业内部的整合，实现规模化经营。在1970—1980年，美国种企的并购率达到69.4%。
80年代以后，伴随育种行业利润率的提高，跨国性的化学、生物技术公司开始进入种业，对种业实行纵向整合。它们利用公司已有业务与开发种子业务之间可能存在的协同作用，开发种业业务。这一时期发生的收购案如：Sandoz（瑞士）收购Northrup King（美国），Ciba-Geigy（瑞士）收购Funk Seeds（美国），Shell（英国/荷兰）收购Nickerson（美国），以及Upjohn（美国）收购Asgrow（美国）。
到了80年代，致力于生物技术研究的农用化学品公司开始收购种子公司，将种子作为其新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的主要传输系统。这使得诸如Dupont（美国）、Elf Aquitaine（Sanofi）（法国）、ICI（美国）、Monsanto（美国）、Rohm&Haas（美国）和Unilever（荷兰）等公司进入了种业，他们的策略是沿着农业链吸收利润。
除了行业主体的变化，70年代的美国种业还经历了商业育种研发由以公共机构为主转向以私人机构为主的重大转变。
1970—1996年，私人公司在育种研发上投入的资金增加了224%，公共机构增加了97%，从1976年开始，私人机构每年的研发投入就一直超过公共机构，1996年占所有研发投入的58.7%。
在育种方面，公共机构和私立机构在育种投入方面的转变因作物不同而有所不同。而玉米种子是首先从公共机构育种为主快速向私人机构育种转变的作物，1960年私人机构对玉米品种研发的投入占整个研发投入（公共和私人研发投入）的40%以上，而到1984年，这个比例提高到了60%以上。
盗种、高库存、低利润，国内种企难出头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鲸吞兼并，美国种业才发展到目前行业集中度极高的状态。行业第一的孟山都，是收购了350多家种子和农业公司才拥有了目前的地位，而杜邦公司在1999年全资收购先锋良种，新公司杜邦先锋成为了美国另一种业巨头。
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大型种企的规模优势与正确的商业决策，美国的育种和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也起到很大作用。推出的一系列法案将专利权的保护扩展到一般性的微生物组织结构，生物技术的重要方法和产品，排除了农民对于销售的授权种子种植的权利，使得育种者更有动力从事商业种子的研发。
而反观我国，“盗种”现象还较为严重。杜邦先锋中国区原总裁刘石就曾透露：“暂且不说在国外的盗种，就是中国内部自己偷来偷去的事情还少吗？”，刘石称，国内种业人士对此居然已经“司空见惯”，“即使是育种业的‘主力’和育种研发投人的‘重镇’，科研机构内部的盗种情况也不少见。”
除了独创性技术的缺乏，中国种企的高库存和低水平竞争问题也很严重。
根据农业部数据，2016年全国玉米制种制种产量约11.1亿公斤，上一年度玉米种子库存量约为8亿公斤，二者合计明年可供种量约为19亿公斤，而预计全国需种量是12.2亿公斤，余种量大概是6.8亿公斤。本世纪除了2001年、2005年，我国玉米种子库存量一直没有低于过5亿公斤，占全国需种量的55.74%。这意味着我国种企每年都有超过一半的产量销售不出去。
而由于库存高企、技术独创性有限，种企只能采取降低价格的方式进行恶性竞争，进一步压低了利润，没有余力进行新品种的研发，陷入恶性循环。
“抢人”大战中，中小种企如何才能活下去？
中种集团生命科学技术中心副主任章旺根在接受农场君采访时指出，此前我国对种业的扶植力量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种企得不到公共资助，又缺乏科研力量，研发成果的转化存在较大障碍。如果能够效仿国际经验，让种企更多地参与到育种研发过程中来，将对我国种业水平形成巨大推动。
而随着我国将种业科研人才流动和成果权益比例改革试点的改革成果，从试点向全国全面推广，以及鼓励科研人员到企业兼职或离职创业的相关政策，更是为种企的人才储备和技术力量壮大打了一剂强心针。
据《农民日报》报道，中国农业大学推出的“国家玉米改良中心权益比例试点”，就规定“科技成果以技术转让或许可方式进行转化的收益，15%归学校所有，15%归学院和玉米中心所有，30%作为成果完成人的科研经费，40％作为成果完成人的报酬。科技成果转化后形成的股权，25%归学校所有，25%归学院和玉米中心所有，50%归成果完成人所有。”从股权和收益两方面，保障了研究人员的知识产权收益。
既然政策层面已经“开闸放水”，那么下一步，谁能争夺到更多的科研人才和项目资源，就成为种子企业存活下去的重要关键了。
那么，和大型种企相比，在占有资源方面不具优势的中小种企，是不是只有坐等失败出局呢？
根据对美国种业的考察发现，美国现有1100 多家种子公司，除了4大跨国种子公司外， 还有众多中小型种子公司存在着。
一些中型公司，如 Holden 和伊利诺伊种子公司，都是基础种子公司，主要从事玉米自交系和杂交种的研发和特许经营业务，而不是直接生产和销售商业杂交种。而一些小公司则培育一些边缘品种，或者从科研机构购买品种。
小公司的特点是品种的多样化和区域化：他们注重品种基因型与环境互作，对当地的环境有较好的掌握；拥有当地的销售网络，在当地社会信用较高；且产品价格相对较低，通过当地的网络建立了良好的信誉。不仅有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空间，还能在美国高度发达的商业化育种体系中，和大型跨国公司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
近一年以来，由于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持续低迷，本已高度集中的国际农化市场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巨头兼并。这场燃于境外的战火，是否会引爆国内种子、农化行业的大规模兼并浪潮呢，中国的五千多家大小种企，有哪些能杀出一条血路，成为中国的孟山都？中国的中小种企，又将走出一条怎样的生存道路？
（王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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