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业发展为什么这么难?它的确是一个世界难题。总结起来，主要原因只有一个，人多地少。整体来看，部分地区有很好的发展条件，更多地区非常困难。

　　有人会问，人多地少的国家，不仅只有中国，例如欧洲部分国家、日本、韩国等，他们的经验有没有价值?有，但是能有多大价值，我个人认为价值不大。因为人多地少这个概念，不能仅仅看人均土地。如果一个岛国，只有十个人，即便人均耕地跟中国一样，它也不会面临中国所面临的农业发展难题。中国的人多地少，首先是人口的绝对数量多，就凭这一点，全世界过去的经验在中国都没有绝对普适性，比如欧洲可以大力发展室内农业，我们则不然。其次，才是相对的人均耕地少，即地少，这一点，部分可以参考既往国际经验。

　　一、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农业领域的四项重点改革：价格政策，农业补贴，土地确权，户籍制度。这个在过去两篇帖子中都已经非常详细的讲过(见本文末尾的参考帖链接)。今天，对这个几个改革背后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统观描述。这四项改革与国内外宏观背景是高度相关的，或者说这种宏观背景才是导致中国农业发展这么难的根本原因。

　　其一，农产品产量结构性供过于求，或者说有效需求不足。全世界的农产品都供过于求，全世界的大宗产品都有未来滞销压力。当然这里讲的是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非洲也缺粮，但并不属于有效需求，运粮成本相较于非洲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中国的农产品尽管每年都有大量进口，但在结构上是供过于求的。粮食主产区有地理条件限制，超过一半的农地不适合机械化耕作，较高的生产成本无法保障大宗作物的市场，这一原因是导致国内农产品结构过剩的情况下，反而大量进口农产品的直接原因。比如我国的牧草大量进口，你说可不可以到西南山区或黄土高原种植牧草，比较困难，因为无法进行机械化耕作。山区种植水果好不好?根据目前我国的水果产量，即使粮食出了问题，全国人民吃水果也能满足半年以上食物需求。其实观察产量过剩也非常简单，你们现在低头看看自己的胖肚子与胖大腿就明白了。再怎么发展，无论怎么加工提高附加值，农产品最终都需要人消费，如果供需失衡，农业发展就会面临一个正反馈的恶性循环。当然如果不用人消费，比如生物燃油，真的能突破成为一种经济的可再生能源，那就是另一回事。

　　其二，有效需求不足进一步引致成本压力，转型成本限制了转型。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产品价格没有支撑点，大宗产品的临时收储已经成了财政仓库，难以合理流向市场。土地流转本身并不困难，但是对于超过一半的非平原地区，流转之后，仍然需要平整土地，其中涉及沟壑、道路、通信、电力等各种问题，成本并不小，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市场下，谁来为这个第一次大手术买单?财政重点支持几个试点县还可能，但是整个中国这么大的地区，只会是个天文数字，依靠市场，就必须得有市场动力。第一次机械化也具有成本，目前的农机补贴远不能满足达到国际竞争力的农机水平需求。在很多地方，土地流转发生了，结果经营者又不得不重新雇佣部分农民作为现代农业工人，并没有显著降低人力成本。转方式、调结构，是需要第一次成本的，这个成本比较大，不能完全靠财政来负担，要靠市场，还需要进一步摸索更多可行的路子，当然更多可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即不存在唯一的路径，各地区都能摸索出自己独特的路子来，这将是我们喜闻乐见的。

　　其三，规模化对城镇化发展提出新难题。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面对过如此大的城镇化人群发展难题。土地流转之后，这些人的有效供给与需求从哪些方面进行解决，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全国超过400万人口的城市已经超过14个，这是其它国家所从未面对过的问题，如果城镇化过程中，重要的基础性问题没有妥善解决，在未来城市病甚至会超过农村病，成为政策关注的新主题。

　　其四，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了农业向重“质”转变以及附加值产业融合。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提出了要改变过去重视“量”的增长模式，转而向重“质”转变，以及加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发展。一个产业的增长是受到一个社会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的，换句话说，中国的钢铁产业乏力也会影响农业增长的极限，至少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可以简易如此理解。重“质”，搞有机绿色产品，打造品牌，开拓电商等等，都是针对局部地区提高竞争力的设计，而在全国农业发展的层面，是比较难起到普适作用的。无论怎么提高附加值，我想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大部分人仍然不愿意花十元钱买一斤蔬菜。尽管有一些有机农庄及直送，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周边越做越好，但这些商业模式对中国整体农业的发展，以及三农问题的帮助是微小的，更不用说储橙之类的了。在一个结构性供需失衡的环境下，一定有人要往河里倒水果，往沟里倒奶，这些商业模式的创新只是进行了难题转移，并不能缓解农业整体的难题。

　　其五，农业受到地理位置及特征限制，解决劣势地区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更大难点。可能靠近大城市周边的农业旅游或许还好发展一点，但是稍微偏远一点，平原地区受到粮食主产区限制，山地地区受到耕地少也缺乏旅游资源限制，这些地方的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才是难题。比如江浙一带搞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相对容易，本身就是正常的，这些地区的二三产业本身就在国内属于发达地区，农民已经成为兼业主体十几年，流转与规模化都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发生的。为什么农民人均收入才几千元?有人说现在难道不是随便做个什么都可以每个月几千元，有一个笑话讲的是一个老板开出几千的工资，然后招聘负责人告诉他这样的待遇只能招到大学生，是招不到农民工的。原因就在于在我国更多的次发达区域，农民成为兼业主体的比例相比江浙等东部地区要小得多，在农村仍然滞留着大量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平均了人均收入。解决这些地方的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问题，才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更大难点。

　　二、解决办法

　　其一，不能一刀切，不能搞大面积推广，不能走扩大特色产业规模的老路，要用框架框住，然后让市场自己去摸索出多样化的路径。各地的农业发展特征与地理差异非常大，不能搞一刀切，不能随意搞大面积推广，不能走重视数量增长的老路。在结构性供需失衡的环境下，大部分特色产业都不再具有鲜明特色。其实农民、或者市场主体心里都有自己的账，政策上把大框架框住，让市场自己去发展就是最好的。比如框住主产区土地性质，框住流转中的权利与责任问题等等。让市场自己去摸索，探索出多样化的路径。对于有的地方，搞三产融合是好的，或者说某种融合模式是好的，而对于另外的地方，这种经验可能就不适合。

　　其二，规模化一定是发展趋势，财政上要对农业生产转型融资进行引导与支持。任何转型都需要成本，完全靠市场主体去面对这个风险，是不可能的。财政一定要引导和支持市场资本投资农业转型，为这些投资提供保障或者示范先行保障。

　　其三，要积极引导农民进行职业化转型。说到底，农业要发展，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一个有效路径的根本就是减少农业人口比例。部分农民应当成为，现代牧业工人、林业工人、渔业工人。更大部分农民应当成为新型城乡居民。这需要许多方面的引导和支持。比如在西南或者北方许多山区，土地自然撂荒的现象比较普遍，或者农业生产已经不再是收入主体，只是兼业满足自给自足，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学习国际经验，进一步培育部分农民成为现代林业工人，既能解决部分农民增收问题，也能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

　　其四，“提高附加值”不是万能药，尤其是要防范整体跟风，引起产业恶性周期。在大部分情况下，提高附加值成为了提高农业发展的万能药，事实上，附加值的提高在落后的工艺下是以边际成本快速上升作为基础的，以及在一个市场需求具有天花板效应的产业中，附加值提高的发展方式不是万能妙药，尤其是以加工业为代表的附加值提高。比如近两天参观过的土豆加工厂，在土豆主粮化的号召下，开始制作掺杂了土豆全粉的馒头，确实好吃，比白面馒头还好吃，但是平均要八斤土豆才能出一斤全粉，也就代表着一个全粉馒头要比直接卖土豆高出几倍的价钱，这还没有算厂房及现代化流水线工业设备、人力等投入。如果全国就只有这一个厂，那么显然这个固定及可变成本平均下来就很划算，然而在这样的政策形势下，全国各地容易出现整体跟风现象，产业恶性周期难以防范。这就需要在宏观层级重视统计监测，加强市场引导工作。而这家厂还经营着一个油料玫瑰与油料牡丹项目，而一千克玫瑰油需要五六吨玫瑰花瓣，如果各地方都大力发展这种附加值产业，在整体需求有限的情况下，这种附加值提高就会失去附加值。

　　最后，商业机会在哪里?我认为有五个方面：以附加值提高为主满足高净值人群需求;为新型城乡转型、农民职业转型、及提高农村生活水平等服好务(这个一定是大市场大趋势);大城市周边的休闲旅游市场;农产品进口;以及部分投机项目(比如储橙)。不要动辄跟着政策去做支持农业转型、农业发展的事，这些事，你那点钱也不够打水漂的。去做个互联网公司是最好的成本控制，北上的空闲厂房很多，租金也便宜，人力成本也容易控制，大不了失败了也就那点投入。农业投资，需要的是真正那些要长期深入下去，准备扎根农村的人去做的事。中国的农业发展难题是世界难题，仅仅依靠商业模式或者情怀，或者仅从农业的角度看农业发展，都是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农业发展难题的。（来源：中国农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