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杂交稻是确保我国“口粮绝对安全”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重要方面。超级稻试验攻关的“专家产量”与单个超级稻种实际收成间确实存在较大差异，但不能就此否认攻关的意义。粮食增产是个系统工程，高产不能仅靠良种，还要依靠良种、良法、良田、良人相结合超级稻一直很受关注，但这段时间尤为强烈。尽管农业部已经澄清涉事稻种“两优0293”并非超级稻，但似是而非的观点还在传播，依然有人从“两优0293”事件出发质疑发展超级稻的价值。眼下，有关部门正在起草修订《种子法》。正确认识万亩水稻减产绝收事件，对我国超级稻发展和完善新品种审定制度都很有意义。
　　发展杂交稻是确保我国“口粮绝对安全”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重要方面。袁隆平团队开展的超级稻研究对我国和世界粮食安全的贡献有目共睹。我国于1996年启动“中国超级稻育种”项目，育成了一批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并开始大面积推广，有效提升了水稻整体产量。2014年，超级稻推广面积占全国水稻面积的三成，平均亩产比非超级稻品种高一成。我国超级稻在印度、越南、美国等国家推广达9000多万亩，平均亩产比当地优良品种约高133公斤。
　　超级稻试验攻关的“专家产量”与单个超级稻种实际收成间确实存在较大差异，但不能就此否认攻关的意义。正如袁隆平所言，“两优0293”推广这么多年，品种有可能退化，如果生产上不注意，在气候特殊的年份，是可能出问题的，但不能说超级稻都有问题。事实上，专家产量是品种在良法、良田等最优配套前提下实现的最大产量潜力，也反映了在大田条件下能够达到的现实产量潜力，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粮食增产是个系统工程，高产不能仅靠良种，用袁隆平的话说，“要良种、良法、良田、良人结合”。超级稻对生长环境要求较高，我国七成的耕地为中低产田，必须进行改良才能获得高产，而土地平整、灌溉设施等投入很大。超级稻对肥料用量、栽培等也都有严格要求，习惯了传统耕种的普通农民比较难做到，需要进行学习和培训。可见，从袁隆平团队的试验田到农民的承包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试验很难，推广更不易。公众记忆犹新的是超级稻第4期攻关的新闻，亩产达1026.7公斤。人们不知道的是，试验的品种还需要经过3年时间，通过国家审定才能最终到农民手上。法律规定，主要农作物品种在推广应用前须通过国家级或者省级审定，在全国或省级不同生态区内进行3年试验。加上前期选育时间，一个新品种从雏形到通过审定最顺利也要至少5年，实际中8年以上的比比皆是。
　　袁隆平团队的攻关是科研行为，但隆平高科的种子经营和农民的水稻生产是一种经济活动。从科研来讲，评判品种好坏的基本原则是“高产、优质、抗病虫”。在粮食总产较低、没有完全解决粮食安全的历史阶段，“产量”指标更重要。近年来，“优质、抗病虫”的指标越来越重要。对于农民来说，利润是评价品种好坏的关键。农民关心的并不是理想状态下的试验“最高收成”，而是“普通情况下的平均收成”。自然，农民都希望稻谷单产高、口感好，还要抗病抗虫抗旱涝抗倒伏，但现实是，这么完美的品种几乎不存在。有些品种可能某几个性状好，个别性状差，比如说产量高，但是抗病虫性稍差。实际上，中国超级稻在研究过程中品种本身也是在不断更新、改进的。
　　如何能让大田里的种子尽量接近完美？这既要调动专家的积极性，又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让中国超级稻的富农优势显示出来；还要调动种子企业的积极性，让新品种的市场化更便捷。公众都希望伴随我国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新型农民的成长，能够把专家的产量变成农民实际的产量。现有《种子法》规定，种子质量指标主要包括纯度、净度、水分、发芽率，而稻瘟病不属种子质量问题，要想得到法律意义上的赔偿难度很大。因此，受灾农民要更多依靠农业保险来减少损失。希望《种子法》在今后修订过程中，种子新品种审定能更加注意兼顾产量、质量和抗性，让农民得到辛勤耕作后的最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