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农药在中国
两个月前,一个名为“水稻病虫防治农药减量使用技术示范”的项目总结会在广东东莞召开,这是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在水稻上推广的一项先进农药施药技术。虽然这个在江苏、广东等19个省市得到当地植保部门大力配合的项目带有很强的政府背景,但真正的主角却是一家跨国农药企业——瑞士先正达。
这项被称为“比常规用药技术减50%以上用药量,并能使水稻产量比常规用药增产13%-15%”的先进技术,核心是先正达公司的三个农药产品:福戈、爱苗、顶峰。该项目自2008年启动以来,每年在各省区的示范面积超过500万亩,其中“福戈”在业内享有水稻杀虫剂“四大天王”之称。
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的另一面,不少国内企业人士对此颇有微词,在他们看来,这是政府在帮企业做产品推广,而这个企业竟然还不是本土企业,“我们觉得这是不公平竞争。”
官方高调推广进口药
实际上,先正达的“手段”并不稀奇。目前活跃在中国市场的世界农药六巨头(先正达、拜耳、巴斯夫、陶氏化学、杜邦、孟山都)都和政府保持着紧密合作关系。
近年来风头正劲的杜邦“康宽”,在上市之初,就曾被全国农技推广中心重点推荐；再如拜耳的“稻腾”,也享受过同样待遇。巴斯夫则直接聘请当地农业系统农艺师帮助开拓市场,以技术培训为名,直接向农民推销产品。在湛江,一些县市农技站的农艺师,几乎就是巴斯夫的“农民培训师”。事实上,国外企业“办农民培训、搞药效示范田”等市场推广活动,都能见到农业部门的身影。
在不少人看来,国外企业那些所谓优秀产品,能有今天的市场地位,并不单纯靠效果,各级植保部门、农技推广中心“功不可没”。对此,德国拜尔公司华南区果树经理陆元丁也承认,国外企业与地方植保站、推广中心确实联系密切。特别在2007年后,表现尤为明显:质量和效果更具优势的进口产品越来越受欢迎。常规高毒产品被禁用后,农民需要一个过程去适应,接受高效低毒产品,这时国外企业往往承担起培训的角色。
“这种手段很高明。”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农民心中,政府最具公信力,并且能最大程度调动资源。让政府帮忙做市场推广,事半功倍。只可惜,这其 中鲜有国内企业的身影。
进口药被指享受特殊照顾
“这有违市场公平。”江西一家知名农药企业负责人向南方农村报记者抱怨,农业部门运用行政指令,为国外企业管理市场,会对国内企业造成冲击。虽然进口产品质量相对较好,但国产品种有价格优势,应该让农民明白还有更多更好的选择。而目前的现状,却是国内农业系统的农艺师几乎成了国外农药企业的“产品销售代表”。
不少企业人士甚至怀疑,在这种“默契”的合作过程中,进口产品成为政府特殊照顾的对象。“比如曾经的氟虫腈禁用事件。”一位企业人士说。
氟虫腈是拜耳公司的重要产品。2007年,甲胺磷等高毒农药被禁用后,它被我国推荐为第一批替代高毒农药目录中的首推产品,被中国农民视为“杀虫剂之王”,销量跃居国内杀虫剂一哥地位。以仿制见长的不少国内企业,只等专利期满,就立刻推出自己的“氟虫腈”。
2008年6月11日,氟虫腈在中国的专利保护期结束,国内企业的春天马上来临。然而,2009年2月15日,农业部等部委联合发布了第1157号公告:从当年10月1日起,除卫生用、玉米等部分旱田种子包衣剂外,在中国境内停止销售和使用含氟虫腈成分的农药制剂。
此举几乎引发行业地震。彼时超过10家已建立了原药生产装置的企业、499家已经获得行政许可开展药效试验的企业受到影响,预计1046个氟虫腈制剂品种被叫停。他们仅用于登记和药效试验的费用,总计就达数亿元。
作为甲胺磷等高毒农药的主要替代产品之一,氟虫腈的“短命”引起业界争议。虽然全国农技推广中心药械处处长邵振润表示,氟虫腈被禁用起码有三大理由:首先,其对蜜蜂及水生生物毒性大。这也是农业院校专家联名禁用氟虫腈的最大原因；其次是防效下降,怀疑是抗性所致；第三,可代替产品康宽上市,加快了氟虫腈的淘汰步伐。
但质疑声一直未消:早在10年前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就警示氟虫腈会对水生物产生危害,欧盟2004年就禁止该产品,但为何直到2009年其专利期满后才禁用?值得注意的是,氟虫腈被禁用不到一年,拜耳就推出了替代产品“稻腾”,这里面是否有猫腻?
对此,广西一位农药企业负责人如此解读:这是几个跨国公司利益博弈的结果,国内企业成了牺牲品。氟虫腈专利到期,在市场空间有限的情况下,需要给跨国公司的新产品腾出市场。氟虫腈作为垄断性产品,具有暴利。但专利期过后,国内企业势必大规模上线,这将导致利润直线下降。此时,利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将它禁用,给国外其他新产品“康宽”、“稻腾”等腾出空间,便是完美的结局。
不过,对于上述猜测,邵振润认为那是不存在的事,他说,任何国外农药在中国登记,都必须经过两年三地的严格试验,不存在特殊情况。
国内药企不培训农民遭弃?
对于业内存在的诸多争议,邵振润认为,植保站的职责是向农民推荐使用优秀农药产品,培训农民。产品不管国内外,都一视同仁。
“在培训农民方面,国外企业要做得好些。”邵振润介绍,在很多培训会场合,植保站之所以和国外企业一道出现在农民面前,主要是国外企业常搞培训班,有很强的培训农民的责任意识。但国内农药企业在这方面有待加强,“他们愿意出钱培训农民的少,凸显责任失位。”
对此,广西一家知名农药企业的负责人表示,实际上国内农药企业也做了很多培训工作,只是“太零散,不系统”；另外,他认为与基层农技中心合作,得不到应有回报,也是国内药企表现不积极的原因。
国内企业不热衷与政府合作,也被认为给了国外企业利用的机会。与农技部门合作,已经演变为国外农药产品在国内推广的新模式。邵振润对此并不否认,国外公司在培训农民的过程中,可能会推介自己的产品,但并非主流,“很多时候,我们主张的是公益性培训。”他说,反而是国内的优秀农药,比如江苏安邦的吡呀酮等,中心都大力向农民推荐。
一位跨国企业人士认为,国内企业之所以不愿和农业部门合作,主要是信心不足。“他们的产品都是仿制产品,没有竞争力。”邵振润也表示赞同,各级推广中心与外企合作,推广优秀产品,对国企起到促进作用,让他们意识到压力的同时,努力开发能够与国外抗衡的优秀产品。同时,借此促进联合,淘汰那些不利于环保、不利于农产品安全的小企业、小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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