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的农药开发都是以仿制为主,加入WTO以后,仿制工作也受到了极大的约束,一些高活性的农药产品就只有等过了专利期才能进行合成、生产,再加上国外公司在合成工艺、应用及混配上的保护,我国进行农药仿制的工作更加困难。
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一些研究院所开始从事新农药的创制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梅斌夫先生根据大蒜极佳的生物活性,从大蒜中分离得到甲基和异丙基大蒜素。考虑到以甲醇为原料对工人毒性较高,而丙醇、异丙醇在我国均比较紧缺,成本较高,最后梅先生选择了我国资源较丰富,且价格较低,又较为安全的乙醇为原料,开发出我国第一个创制农药——乙基大蒜素。1963年,该品种在上海农药厂投入生产。自此之后,我国陆续有农药研究单位积极投入到新农药的创制工作中。
根据我国当时的技术能力和经济条件,上海市农药研究所首任所长徐义宽提出了“以仿为主,仿中有创”的思路,并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上海市农药研究所内设立了以沈寅初领衔的“农用抗生素研究室”,以期从生物角度进行新农药开发,先后开发了井冈霉素、浏阳霉素、阿维菌素、依维菌素、长川霉素、金核霉素等。此后,上述的研究院所、高校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从事新农药的创制工作。
为了更广泛地开展新农药的创制工作,20世纪90年代末,沈阳化工研究院刘长令通过结构修饰创制了我国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杀菌剂——氟吗啉。为了更好地加速我国新农药的创制,改变单打独斗的现象,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正名与沈寅初的倡导和支持下,全国性会议——“香山会议”2002年在北京香山召开,会议建议国家科技部设立专门从事农药创制的机构。2003年,国家科技部设立了由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为首席专家的“973农药创制项目”,该项目组汇集我国十几个大学研究所的农药研究精英。由于成绩斐然,该项目连续进行了二期共10年,共有30余个新农药品种问世,这不仅使我国的农药创制成为当今全球的生力军,还培育了一大批科技人才,该项目的钱旭红、宋宝安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如今,我国已是全球农药生产大国,随着对新农药研制工作的不断努力,我国成为了当今世界农药研究开发的生力军,在农药新品种的研发和研制上,都远远超出了其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