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阶层吃特供食品、有机食品，中产阶级大包小袋地为孩童购买进口奶粉，普通阶层家庭怎么办呢？现实的情况是，社会底层构成垃圾食品消费的主力军。 
      生化技术与食品行业较之以往呈现出高度的亲和力：它缩短了周期、增加了产量、改善了口感、甚至改变了生物时钟……于是，有学者感叹，真正的食物已经消失，代之以“类似于食物的可吃的东西”.激素食品泛滥成为当前食品安全的一个突出问题。把激素食品的兴起，置于现代食品工业发展的脉络之中考察，可以说激素也是这个时代的隐喻。
      随着卫生部声明的发布，纷纷扰扰的圣元奶粉疑致女婴性早熟事件似乎终于可以暂告一段落，然而公众对其关注并未终止，原因不仅是大家对“微小青春期”等新鲜概念以及奶粉丰胸的神奇效果颇感兴趣，抑或对有关部门的检测抽样方法存有疑惑，更在于整个事件再次挑动了人们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敏感神经，让传说中的“激素食品”鲜明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一个公共话题。
      激素时代来临
      现代食品工业已经全面掌管了对人们饮食的控制权。大规模的城市化、快节奏的工作生活、愈加细密的社会分工，让人们远离田园和厨房，高度依赖由农业综合企业、超级市场等构成的发达的食品生产配售体系。
      与此相应，人类的食物经历了革命性的变迁，其中一个最显着的趋势就是越来越人工化、标准化。正如美国新闻学者迈克尔？波兰在《保卫食物》中所称，真正的食物已经消失，而代之以“类似于食物的可吃的东西（edible   foodlike substances）”.
      席卷全球的连锁快餐业可谓这一变迁的典范和象征，它们冲击了世界各地人们的口味和饮食结构，创造出一种以高糖、高盐、高脂为特点的新的食品文化。另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婴儿奶粉罐子上的科学营养配方，给母亲们放弃传统母乳喂养增添了理由，否则也就不会有这些天无数家长为孩子的健康牵肠挂肚了。
      现代食品工业发展如此迅猛，除了各式各样添加剂的功劳，一个重要技术支撑便是合成成长激素的应用。迈克尔？波兰在《食品公司》的纪录片里，以镜头形象地揭露了美国高度垄断的食品工业化生产线造成的健康安全问题，其中就展示了在掺杂了激素的混合饲料喂养下，经过一番工艺流程，肉鸡如何在短短几十天内完成从鸡蛋到食品的魔幻历程，让人们惊叹于现代食品工业的高效。
      在食品工业生产领域，激素的使用也已相当普遍。在牛奶生产中，由孟山都创造的重组牛生长激素（rBGH）就是一种基于基因工程的人工合成激素，给奶牛注射后可以增加牛奶产量10%到15%.激素在食品生产中的广泛使用，无疑与现代食品工业对速度和效益的追求有关。激素有效地改造了自然的生物周期，实现了对成长过程的精确控制，不仅可以增加产量，改善卖相，而且能创造出更高利润的反季节蔬果、速生禽畜水产，因此可以大大加快食品工业资本循环的速度。 
      虽然已经大量投入使用，但有关是否应该在食品生产中添加激素的问题，各方面一直存在争议。比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基于申请者的实验结果认可rBGH安全性，批准了其使用，但是在其他国家则遭到抵制。不同的科学研究，结论也不尽一致。
      然而，不管各项研究结论如何，不确定性即意味着对公众健康的风险。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基本形成共识，食品中的激素残留破坏了人体激素平衡，造成发育障碍，影响生殖功能，是导致乳房、前列腺和结肠癌的罪魁祸首。
      当然，这不止是给个体带来身体健康的困扰或者造成社会高昂的医疗成本支出，激素食品泛滥，被怀疑是导致精子质量面临严重衰退的重要原因，因此潜藏着危及人类生存的更大灾难。面对“着姐”、“春哥”当红、纯爷们儿成了稀缺物种，你甚至不得不怀疑，人类进化和社会气质正朝着中性化方向发展，激素食品起了基础性作用。
      食品的政治
      科技进步在推进食品工业发展，为人们生产出量多而廉价的食物同时，也导致新的系统性风险增加。虽然它们往往处于隐蔽状态，然而一旦出现问题，就有可能是大规模的集中爆发或者是对公众健康造成积重难返的普遍伤害。
      除了激素食品泛滥之外，比如还有改变动物天性喂饲玉米导致的致病菌大规模传染，滥用抗生素导致的抗药性问题，最近一些年才为人们认识的反式脂肪酸的危害，更何况还有具有中国特色的三聚氰胺导致儿童结石症、地沟油回流餐饮业，等等。
      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理论来表述，这些问题的存在动摇了现代风险社会中人们的本体性安全。食品无疑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条件。“什么也别吃，吃什么都要命”,食品工业人造的风险所带来种种不确定性，已经超出人们风险承受范围，破坏了人们基本的信任感和共有的经验知识，导致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普遍的存在性焦虑。尤其是在高风险的现代社会，人们对公共机构和科学技术持有宿命式的依赖。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导致的社会恐慌，不仅让人们对入口之物不再信任，甚至连检测技术和机构本身也习惯性地成了被质疑的对象。
      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涉及根本的食品安全问题绝非纯粹的食品科学的工程技术活动，而是一个极为现实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正如内斯特尔在《食品政治》中所言，不可避免地涉及政府在平衡公司与公众利益做法上的斗争。在食品生产步入大工业生产的垄断时代，超级食品公司成为左右公共政策的利益集团。“权力-知识”在食品工业上基于相互利益建立起牢固的联盟，普通公众往往被排除在食品政治市场之外。
      缺乏透明有效的公共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科技手段滥用、有损公众健康的政策难以纠正就成为必然。比如，美国食品公司唆使政府通过阻挠公众置疑垃圾食品的素食者诽谤法案，中国的食盐碘含量标准因盐业公司反对10年难产，奶业协会闭门造车，制定出倒退的、世界上最低的奶业标准。
      面对现代食品工业咄咄逼人的态势，是实用主义接受、犬儒主义悲观，还是行动主义反抗？实际上，全球范围内针对食品工业化的对冲性社会运动从未止息，如慢餐运动、素食主义、反人造脂肪运动、食物地方化运动、母乳喂养倡导行动、动物福利保护等等。作为在现代食品政治的博弈中对食品工业生产极致化的反动，它们通过诉诸“用餐叉表决”、“非理性化的选择”、回归厨房、阳台种菜等日常生活政治的实践，履行一种有关生命与健康的公民权利。
       绿色有机食品产业也应运而生。尽管形式上类似对传统农业的复归，然而这是一个由一套国家认证体系保证的新兴细分市场。其存在不仅意味着商业价值的开拓，也为食品和健康机会的社会分层添加了新的注脚。
      权贵阶层吃特供食品、有机食品，中产阶级大包小袋地为孩童购买进口奶粉，普通阶层家庭怎么办呢？现实的情况是，社会底层构成垃圾食品消费的主力军。在三鹿奶粉等事件中，受害最多的也是低收入家庭。在天然食品成为奢望的年代，有条件吃上安全的有机食品无疑属于尊严、健康的象征，然而也许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难道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事情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