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

 

      八十年代的后几年，吴稼祥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名震一时的“谋士”型才子。我那时在跟钱理群老师读研究生，闻得吴稼祥的大名，拜读他的宏文，对其才华十分敬佩。后来风云际会，在一处开过两次慷慨激昂的秀才会，我亲耳聆听了他的“二把手更换率”的政治卓见，又亲眼见他十几分钟草就一篇气壮山河的檄文。不禁心中暗叹：谁说中国无人！只可惜多少英雄沉于下僚，龙卧沙滩，虎困斗室，一个个憋得壮怀激烈，最后只落得三杯两盏淡酒，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转眼一个八年抗战，我在沙家浜养好了伤，拿了个北大的博士，再出江湖。我不知道吴稼祥在此期间，战胜了精神分裂症，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把自己抛到京城的一个角落里，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也没有伴侣，只与痛苦同眠。”（作者《再版序》）我再次见他的时候，是在一个书香浓郁的大茶馆里，仍然是三山五岳的秀才们纵论天下，挥斥方遒。但此时的吴稼祥变得澹泊了，沉稳了，而且稍稍有点“圆融”的意味了。我回家读了他赠给我的大作才知道，他刚刚修习了太极哲学与太极养生。怪不得。

      他赠给我的那本大作，就是上海三联出版的大名鼎鼎的《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在九十年代的政治低气压中，图书市场上涌现了大量的谋略类书籍，就像1927年之后的“革命文学”一样畅销。但那些书多数是古代谋略的炒冷饭，或者是中外成功事例的拼凑版，只具备泛泛意义上的智慧启发性，不具备特殊的时代针对性，更不具备学术原创性。我本人就被书商利用，策划了两部此类“大作”，框架材料都齐备之后，书商说因故不能出版了，于是作废。过俩月俺到书店一看，书商改了书名，换了次序，自己充了作者，文文静静在那里热销着呢。那种心情，就像被富姐利用，替人当了一回父亲，数年后在街上遇见自己的骨肉儿女，可人家爹妈愣不承认一样。

      而吴稼祥的这本《智慧算术》，却是他以自身的政治创伤为眼睛，观察古今中外的人生得失，用自己的痛苦熬出的一碗“智慧高汤”。不但名列京沪穗几大城市的畅销书排行榜，还被MBA培训班选为教材，2005年获得“杰出管理学者奖”，甚至近来还有读者表示，假如出国创业只能带两本书，那么一本是《易经》，另一本就是《智慧算术》。

      有趣的是，得到如此激情评价的好书，“一些书店把它放在小学算术教学参考书的书架上”。这让我想起黄子平老师讲的，他们80年代的一群新锐批评家，出版了一套“牛犊丛书”，取“初生牛犊不怕虎”之意，没想到，他们去书店怎么也找不见，原来被放到了“畜牧业”一类。说句“网语”：晕！

      因此，这回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再版之际，书名就改成了《入世心法——从历史看加减》。我觉得不如原来的名字更精彩，但谁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批量生产大脑的缺乏智慧的时代呢？既然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就必须学会装傻充愣，就必须随时随地降低自己的智慧，一直降低到尘土中去，憋死就憋死了，倘能不被憋死，又重新开出花来，那就是真正的大智慧——拈花一笑的智慧。

      在我看来，吴稼祥提出的不是“算术”之类的小道，而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加减哲学”的大道。世局也好，人生也罢，貌似千变万化，令你眼花缭乱，其实经过开方约分、积化和差、合并同类项，最后剩下的就是个“加减”。懂得加减的奥秘，才是真正的数学高手，也才有可能成为哲学高手。蜀国加上吴国，就减去了魏国。关羽减了吴国，也就减去了蜀国的未来。“胡雪岩善用四种加法：给予、借用、转化和联合”，所以他富甲天下。萨达姆早年善用加法，把伊拉克搞得好生兴旺，可是晚年骄傲自大，远得罪欧美、近得罪中东、外有仇国、内有政敌，所以最后孤家寡人。共产党当年依靠工农大众，又联合中产阶级搞统一战线，所以万众一心，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伟大的新中国。假如我们忽视了这一点，不搞和谐社会，不再依靠工农，天天任由外资大款率领贪官污吏对下层民众横征暴敛、大搞富人对穷人的阶级斗争，那不要说红色江山不保，就是把江山都染成黑色黄色也保不住了。

      以毛泽东为例，他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两加一减，颇得天道。”这是毛泽东思想成功的精髓。后来毛泽东的错误，就是加减失衡，减法用得太急，伤害了过多的中产阶级。不过他的“三个世界”理论，又是晚年思想的一绝，通过“加N减2”，孤立美苏两霸，保持全球均衡，为中国赢得了基本建设和经济起飞的宝贵时间。

如果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蒋的加法用来给富人“锦上添花”，而毛的加法用来给穷人“雪中送炭”。于是，“锦上添花的蒋介石，得到了城市、轿车、美女和财富；雪中送炭的毛泽东得到了农村、窑洞、步枪、民心和一支名曲《东方红》。”（《六大加法》）

      不论国家个人，我们一生都在用加减法，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明白，何时何地对何人用加法，何时何地对何人用减法。我们需要思考，“学习尖子加早恋”等于什么？“幼年丧父加百万遗产”等于什么？“农药化肥减去 农业税”等于什么？“北大清华减去希望工程”等于什么？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减腐败、减浪费、减污染，加民主、加法制、加公平，可能要比加政绩、加文凭、加钞票和减上访、减讽刺、减批判更重要吧。

上述我的发挥，不一定都合乎吴稼祥老兄大作的原意。但我相信他说的“做好加减法，小可以养家糊口，安身立命；大可以建功立业，经世安邦”这番话，绝非广告言论，而是跟当年发明“厚黑学”的李宗吾先生一样，隐痛在心，要一醒天下人之耳目的。

      陈远先生在《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新传》的跋中说：“李宗吾注定要让新旧两个时代的人对他产生误解”。我想，一切思想比较复杂的人士，都免不了被世人从多方面误解。像吴稼祥和我这样的在短短几十年中便阅历了几个时代的思想者，就更难免。那些到庙里对着佛像烧香跪拜的善男信女，跟砸佛像烧庙宇的激进青年一样，都是不懂佛心的人。吴稼祥祭出的这套“加减大法”，也肯定要被各路君子以自己之心揣度出一百种说法来。陶渊明乐观地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而人生的真况却往往是：衣服也沾湿了，愿望也落空了。李敖在《春秋评论》里解释这句说：“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作为一名文化战士，李敖的牺牲精神值得钦佩，但问题是，李敖的名誉确实遭受了很大损毁，而台湾却依然把玩在被李敖称为龟孙子的政治玩家手中也。

      所以最后，我再对吴稼祥的加减大法表示一点保留意见：也许我们认为的那些加减大师的“错误”，是我们看错了题。加减平衡是对的，但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内，也许就是需要大加大减。烈士们减去了自己的生命，耶稣减去了自己的神通，鲁迅减去了自己的寿数，高昌国减去了自己的社稷，可能都不是“误算”，而是一种需要更高地提升我们的智慧去想象的“世外心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