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有着很好的工作，因为我是成龙的助理，那时成龙才23岁，已经演了《醉拳》和《蛇形刁手》，非常红，很多导演都来找他拍戏，身为他的助理，我自然也受人追捧。跟着他享受荣耀。他每次买衣服总是让我也挑一件，对我很好。我每天都很忙，几乎很少去片场看他拍戏。“有三十个韩国影迷来了，你陪他们去海洋公园走走”“宝马出了款新车，你去帮我试试”，“那个别墅好像不错，你去帮我看看。”我在琐细繁杂的事务中忙碌。我问自己这就是想要的人生吗？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心底的梦想，我跟着他是想让自己的导演梦尽快实现。我要辞职，辞掉这让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
那晚，我跟他一起去兜风，我决定提出辞职，但我不敢看他，就看车的倒后镜。当我说了辞职后，他也不讲话，但越开越快，完全就是失恋分手的感觉。后来成龙把车停在了一个所有情侣约会看夜景的地方，点了一根烟，问我“有什么不满意的？”我说“没有”，又问我“是我对你不好吗？”我说“没有，你对我很好”。“对你很好为什么要辞职？”我说”我想当导演”，成龙听后没说话，但是我在倒后镜里看到了他的表情，满脸的不屑和鄙视。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哭。然后成龙又点燃第二根烟，“你告诉我你打算怎样开始做导演？”我说“我想从场记做起”，他说“可以，下个礼拜陈勋奇有一个电影要开机，我把场记换了，你上去做。”然后烟一丢就开车走了。没想到，在这之后他二十年没再理我。
在这之前，我是成龙的助理，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很多人都来跟我这个18岁少年讲好话，希望成龙接他们的戏。但是从那天开始，我的境遇一落千丈，迎来的是各种冷嘲热讽。但我并没有后悔，为了自己的理想，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奋斗的路上有多痛苦有多心酸在这里我不想讲，因为谁也不可能轻轻松松地去实现理想。我从最底层做到了导演，也拍了几部不错的电影，在圈里也获得了认可。但这期间无论在哪个场合见到成龙，我叫他一声大哥他从没理过我。后来我想算了，再看到他就远远地点个头吧。
直到1999年，我突然接到成龙的电话，电话里他说“你有一个剧本写给金城武的，叫《特务迷城》，觉得还不错，我想拍”。我笑了，大哥你要拍什么谁敢说不？跟我讲干吗？他说，“我想你来做导演”。我挂掉电话后就打开了一瓶红酒连喝三杯，然后才去和成龙见面，见面后我又跟他接着喝酒。喝得很晕，我就问成龙，“你还记得二十年前，听说我想当导演时你的表情吗？你为什么二十年不理我？”他就拍桌子，“我跟你讲陈德森，从没有人跟我辞过职的，只有我炒人鱿鱼，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后来他又说，“陈德森你听着，这二十年我一直都在看着你，我是觉得你真的有努力，所以这个电影我不是你大哥，我是演员，你是我的导演。”
听完这些话，我的眼泪全出来了。我终于理解了成龙，我的辞职伤害了他的尊严。所以，他二十年不理我，而我二十年的努力，则为自己赢得了尊重。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自己一无所有，还要想别人尊重你，那是奢望。
在外人看来，导演很了不起，指挥着那些光芒四射的大明星。但背后的辛苦外人是看不到的。刚才我没讲我的辛苦。现在要讲一讲，为什么要讲呢？我讲的是我取得了成绩后的辛苦，只是想告诉大家，人成功了依然还是要拼命的。《十月围城》这部电影，从筹拍到杀青，我花了十年的时间。对我来讲不只是一部电影，是一个人生十年的事，因为期间有我妈妈的去世、老板的自杀，当无法按计划杀青时，演员开始埋怨，各种事都来了，我压力大到不行。开始我吃一颗安眠药可以睡五个小时，到后面吃三颗安眠药只能睡三个小时，每天早上五点多整个走廊都能听到我在吼，都是恶梦，一推开窗户就是那个景，我被困在了那座城里面，太压抑了。
我给陈可辛发微信，说“可辛，这个戏我送你，因为我没办法，为了一个戏快没了命”。《十月围城》拍了三分之一我就走了，回到香港，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吃安眠药和治疗忧郁症的药，第一天回去后我断断续续睡了26个小时，躺在床上就不愿意动了，甚至连大小便都不想起。我姐姐很担心我，全家从澳洲回来陪我，所有的朋友也每天都来陪我，不聊电影，就是天天喝红酒，还讲讲佛理。我离开剧组差不多快十天后，是我的制作团队发来短信说“导演，这个戏我们陪你走了十年，如果你不想走下去，我们就全撤了”。就这一句话给了我力量，十年，他们陪了我十年，我怎么说放弃就放弃，对不起他们啊。我决定回到剧组，重新开始。
《十月围城》得以存活下来，我也随着活下来。这不是开玩笑，对于我来说电影就是我的生命。你热爱这一行，就是命，就得把它看成自己的生命。你才会永不停止地付出，你才能面对重重难关，而宁死也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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