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人才风景蔚为壮观，不但因为人才众多，各擅专长，还因为人才的聚合与流动，成为一个动荡时代特有的现象。在那个时候，群雄千方百计地在发掘人才，可说是搜罗将尽，被埋没的不多。同时在诸侯并吞的过程中，雄才大略者不仅注重于土地的得失，更看重于人才的得失。在乱世中，使用人才的前提在于延揽人才，因为没有一个有权威的政治机构来举行县考、乡试、会试、殿试;而延揽人才的前后又存在着如何鉴别人才、人尽其用的难题;最后使用人才还存在着激励人才的难题。这里，我们来看看三国是如何激励人才的。
      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法令初颁时恐人民不尊，立三丈之木于南门，宣称若能搬出北门者赏五十金，众皆不信。有一人试行搬木，商鞅果然依令照赏，于是人人皆信其法。
      出将入相之人，外统千军万马，内御群臣百姓，必须言必行，行必果，才能有威信，在用人之际才能一呼百诺。诸葛亮真正做到了这点。当诸葛亮再次北伐，魏明帝曹睿亲自驾临长安，命司马懿及张郃率领三十余万雍谅劲卒潜伏攻打剑阁。诸葛亮当时屯兵祁山，手下只有八万军卒。适逢预定换兵之日已到，八万中有一半马上就要调回内地修整，而当时汉中新兵还在路上，尚未到达。参军们都建议值大兵临近之时，应该将该轮换的兵士留下来一个月，以壮军威。诸葛亮却说：“带兵打战，以信为本。该走的人现在已归心似箭，整装待发，他们的妻子都傍门望归，怎么能因为敌人来攻击就对下失去信义呢? 于是发布命令让该走的士兵按时离去。可是士兵们听到丞相如此信守诺言，各自感激，都不愿走，反而踊跃请战，愿意一死以报丞相相待之恩。于是兵士用力，临战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杀张郃，却司马懿，一战大胜，都是得益于孔明以“信”治军。假使当时主将不守信用，将该掉换的兵士强行留下，军中必离心离德，士气低迷，未战已败了。
      信然诺与平赏罚是分不开的。赏罚公平，主将才能有威信。蜀平之后，晋文帝司马炎问蜀汉降臣樊建，诸葛亮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樊建回答说：“(诸葛亮) 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 ”诸葛亮在刘备死后做了十一年的丞相，手握生杀大权，赏罚出于一心，他究竟是怎样做到持身以正，不偏不倚的呢?听其言，观其行，不妨从他的著作论说和政例上进行观摩和学习。
      诸葛亮在所著的《便宜十六策-赏罚篇》中说：“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简而言之，一碗水要端平。陈寿评诸葛亮：“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陈寿本人与诸葛亮也有介蒂，他的这一评语应是极为中肯。但他只讲到了“个人的亲仇”这一层，诸葛亮执行法令，处置赏罚，不仅不避个人亲仇，也不顾及其他任何因公因私的借口。
      以诸葛亮斩马谡为例。今人看来，诸葛亮不应该斩马谡有二：于私，平素诸葛亮非常器重马谡，“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 ”;于公，马谡熟读兵书战策，每有良谋美计，是个人才。当时蒋琬就曾为马谡被斩一事不解，而对诸葛亮说平定天下正需要这样的智谋之士，因一次失误而杀了他，岂不是使亲者痛，仇者快?而诸葛亮却流泪回答道：“孙武之所以能制胜于天下，乃是由于他用法严明。”言下之意，无论是出于私意还是马谡个人的才干，都无法使他免罪;法令面前人人平等，不能为有才者废。诸葛亮不但斩了马谡，也深究自己无知人之明，乃至用人不当，误了国事，上表罪己，自贬三级。
      试想如果马谡在曹操手下，犯了“失街亭”之类的过错也许就能免于一死吧。曹操并不吝于赏赐，但善于以“怀惭术” 驭人，对臣属的过失总是网开一面，更惶论有才之士了。曹操对沙场“败军之将”，从不施以重罚，总是轻轻一句“胜负乃兵家常事耳”　，揭过不提。捉到了背叛过他的魏种也不杀，“唯其才耳” 。以马谡之才，曹操应能爱惜而不会正以军法 。
      为何同为用人大家，对赏罚处置却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呢?到底哪一种处理方式才是正确的呢?这是因为曹操本身就是一家君主，他之治天下乃是“家天下”，在他看来，国法不外乎人情，法外施恩，赦免几员罪将，更能换来他们对自己的尽忠效命，又何乐而不为呢?而诸葛亮虽贵为丞相，毕竟还是人臣，他执行法令，并非要求属下对他个人效忠，也就谈不上什么“法外施恩” ，因而他之治天下乃是“公天下”。他身为群臣表率，辅佐汉室，岂能“因私废公”，又岂能“因才废法”?法令一废，政令则不行;先例一开，将来人人援引为例，叫他如何号令部属，令行禁止呢?立场不同，所以观点不同，所以举措不同，这正是诸葛亮不同于曹操之处;也正是职业经理人不同于企业所有人之处。
      曹操也并非一味姑息，他也曾有“割发代首 ”的壮举，但不可否认的是，曹操执行法令有更多的权术成分在内，而相比较之下，诸葛亮的法令之严，赏罚之信，当时无出其右。这也是当时弱蜀能同吴、魏相抗衡的道理之一吧?
      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赏罚篇》中又提到：“赏罚不曲，则人死服……故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即：赏罚如果公平，不是冤枉的话，那么受罚者即使受到再大的处罚，也会心悦诚服。那怎样做到赏罚公正呢?在赏罚之前，先要发出教令，使人们知道：做什么样的事会得到赏赐，做什么样的事会受到处罚，然后根据实际结果依言而行，长此以往，人们就会明白施令者要求的是什么，不需要教令也能做得很好了。因而诸葛亮在从事重要的军事行动之前，总是要求主将立下“军令状”，这就是以后借以评判赏罚的依据。现在企业，也应该严格地依照“预算表”作为“军令状”来明确赏罚。
      诸葛亮在军务政务上是严格按照他所说的去做的。李严 (又名李平) 原是刘璋的成都令，后与诸葛亮同为刘备的托孤重臣。诸葛亮北伐之初，想委署李严管理汉中地区，并督运粮草。于是先采取褒奖的方法，举荐李严之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并让李严担任中都护，主持后方事务。当诸葛亮四出祁山之时，正值秋夏之交，天阴多雨，李严运粮不继，便写信给诸葛亮要求退兵。当诸葛亮返回之际，李严害怕因督粮不力而受罚，反而上表说：“军粮充足，大军退兵是为了诱敌深入。”诸葛亮拿出他前后所写的书信对质，李严无话可说，只好服罪。于是诸葛亮上表弹劾李严，李严遂被贬为平民。李严的儿子李丰并没有受到连坐，诸葛亮还写信给他，要他劝慰他的父亲，只要李严能思过悔改，不难被重新启用。但很快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李严本来一心期待有朝一日诸葛亮能再用到自己，当他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之后，估料其他当政者不会重新启用自己，遂激愤发病而死。
      看来诸葛亮要一个人为之尽力，先给予“赏”，然后提出要求，如其行为不当，在依据实际情况加以处罚，使得受罚之人心服口服。这就是“赏罚不曲，则人死服”的体现吧?史家习凿齿对诸葛亮的刑名评价很高：“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武侯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忘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
      信然诺，平赏罚，说易行难。如果用人者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力求做到这一点，并以身作则，身为表率;则赏罚不公所引起的私下怨恨的声音必会减少;“将之所麾，莫不心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的士气必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