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非农化”“非粮化”现象等负面效应，是农村土地流转的热点问题。早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就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对土地流转中的“非农化”“非粮化”表示担忧。目前全国流转土地平均费用为每亩1000元左右，在流转成本高企的情况下，土地承包得越多，种粮赔钱的可能性就越大，土地流转后农地“非粮化”的可能也就越大。

种粮为什么会赔钱，或者不合算？这背后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农业的相对低效。农业生产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获得的产品也是动植物本身，因此，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获得科学技术的支撑就远不如工业。正因如此，发达国家普遍对农业实行巨额财政补贴。譬如，法国就是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最大受益国，2014—2020年将享有637亿欧元的农业补助。不过，由于当前欧盟各国的财政危机使共同农业政策难以为继，法国作为该政策最大受益国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引发了法国农民的持续抗争。

对农业生产的补贴不多，是导致我国农民种粮赔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国人均占有土地资源较低，不具备竞争的自然禀赋优势，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价格容易遭受国际粮价打压，因此农民种粮赔钱、勤劳不能致富就十分正常了。

最后，农产品没法长期保存或者长期保存不经济，且农产品需求缺少弹性，容易“谷贱伤农”。

不过，尽管种粮赔钱，中国绝大多数中老年农民依然在从事农业生产。根本原因是，这些年来虽然劳动报酬增长较快，但是，劳动报酬率却呈现下降态势，特别是农民工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其在城市养儿育女，大多数农民工只有通过父辈在家务农带孩子，自己外出打工的代际分工方式，才能过上温饱有余的生活。这种低成本、别具特色的代际分工，也为中国高速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断低成本的劳动力。

当年，农村承包土地时为了做到公平，农民往往对土地实行抽肥补瘦的划分搭配，导致承包土地的细碎化，这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极为不利。从理想化角度分析，工商资本下乡集中农民细碎化的土地进行规模化生产，似乎应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然而，眼下许多工商资本“下乡”种地，开始时轰轰烈烈，最终真正成功的案例却不多。原因在于，工商资本的规模生产固然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也面临农业工人劳动量难以计算的世界性难题，两相抵消后，农业生产效率实际很难得到真正提高。这意味着，工商资本圈进行农业生产，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的相对低效。这一点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对农业实行巨额补贴也可得到佐证。即便美国农场主平均拥有3000亩耕地规模，也需政府巨额补贴才能得以生存。

因此，不论工商资本下乡“跑马圈地”的初始目的是什么，其终极目的大多是“非粮化”“非农化”。如果放任这一现象，不仅会对我国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形成冲击，也会影响到农民就业和生活的稳定，进而影响我国内需的提振、经济的转型升级，甚至危及社会安定。对此，必须引起高度警惕。而要破解土地流转出现“非粮化”“非农化”负面效应，关键要做好以下三点：

一是坚守土地用途管制的法律底线。当前要特别警惕土地在流转后，违法违规大搞非农建设的现象。严防工商资本下乡圈地后，在流转土地上以“农业设施用地”之名，行“建设或变相建设乡间别墅、乡村私人会所、旅游度假村等非农建设”之实。对一些已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现象，一定要及时予以制止和打击。

二是改革现行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种地”与“工商资本种地”应一视同仁。“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近期一些农村哄抢事件，应引起高度重视。过去，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生在农民群体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现在，已转变为多发生在村民群体与下乡圈地的工商资本之间。如果农业补贴政策不做到一视同仁，极易诱发农民群体对资本和政府的敌对情绪，直接影响到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

三是逐步提高农业补贴特别是种粮补贴力度。对农业实行补贴是国际惯例，没有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富裕，就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农业补贴要效益最大化，关键是村级组织要发挥集体力量的作用，解决单家独户无法解决的共同生产事务，将有限的财政补贴用于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条件。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后，就不愁农村留不住人，不愁田地无人种，不愁中国人的饭碗装的不是中国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