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标价格”补贴试点，到将“三补贴”（良种补贴、种粮直补、农资补贴）整合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再到对渔业油价补贴进行调整。中国中央层面上的农业补贴政策，正在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

据一位接近农业部的专家介绍，目前中国中央层面上的农业补贴项目有50多种，在接下来的农业补贴政策改革中，对绝大部分的农业补贴政策都将做出大力度的改革、调整。像业内关注的“目标价格”补贴将会由大豆、棉花，扩展至三大主粮，而“三补贴”(良种补贴、种粮直补、农资补贴)整合试点将在2016年向全国范围内实施。

目前，中国农业补贴基本上实行的是“普惠制”，下一步改革的大方向，将会向种粮大户、种粮能手和其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简单而言，就是谁种地谁种粮，国家才会给谁补贴。并不是像现在，只要在农村承包了耕地，就能享受各种种地、种粮补贴。

目前中央财政对农业实施的各种补贴政策，主要都是以“普惠制”的方式实施，比如自2002年以来，国家相继实施的良种补贴、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简称“四补贴”），以及2004年以来，陆续推出的粮食最低收购价、主要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简称“托市政策”)。这些政策对提高农民收入，都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2014年，中央财政拨付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资金1222亿元。财政部要求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春耕前将补贴资金兑付到种粮农民手中，并探索形成补贴资金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表示，2013年仅仅是“四补贴”，中央财政对口农民的直接补贴就高达1600多亿元。而在实施“托市政策”当中，中央财政为种粮、种地农民，为农村养殖户，所支付的各种补贴性收入，总计数额就更为巨大。如果再加上其它名目繁多的各种农业补贴，现在中央财政每年对农业的补贴已经超过1万亿元。

“四补贴”和“托市政策”实施十多年，目前已经暴露出诸多矛盾和问题。“四补贴”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只要是拥有政策性承包地的农民，不管种不种地，种不种粮，每一亩地，每年基本上都可以拿到90元左右的国家补贴。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有的农民拿到补贴后，转身去城里打工了，而靠租地种粮的人，又享受不到种粮种地补贴。

“托市政策”出现的矛盾是，国家逐年提高主要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格，现在国内包括两家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价格，都比国际价格高出一大截，而国家储备的粮食又由于各种原因卖不出去，导致国内整个粮食市场出现扭曲，粮油类加工企业叫苦不迭，国家财政也是因此严重受损。

在“四补贴”和“托市政策”之外，近些年国家推行的农业保险补贴、农产品加工补贴、渔业柴油补贴、畜牧良种补贴等农业政策，也出现各种各样矛盾、问题。业内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应该及早对“普惠制”的补贴办法进行大力度改革。

前述接近农业部的专家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最近几年全国两会代表的议案、提案中，有不少都建议尽快对“普惠制”的农业补贴政策进行改革。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等方面，也先后进行了大量调研，在此基础上，才先后推出棉花和大豆的“目标价格”政策试点、整合“三补贴”试点、渔业油价补贴调整等政策。预计更大范围的农业补贴政策改革，将在2016年展开。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方面是在去年四五月，先后公布了棉花、大豆的“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在“目标价格”政策试点一年多后，相关部门发现，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目标价格”补贴也并不算完美，而且还存在像操作难度大、实施成本高等较为复杂的问题和矛盾。

新疆是去年实施棉花“目标价格”的试点地区，政策的要求是，棉农要到政府指定的特定机构交售棉花，才有权利享受到“目标价格”补贴的好处。东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分析师马文峰认为，这样做的坏处是，政府给指定的棉花收储机构带来垄断性机会，而一些收储机构还可能通过对棉花压级压价及其他方面的寻租，来盘剥棉农利益，甚至还使国家支付大量额外补贴。

马文峰认同“目标价格”补贴的大方向，但他认为现在相关部门出台的棉花、大豆补贴政策，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初衷，他建议，政府应该只按种植面积对棉农进行“目标价格”补贴，这样操作起来可以节约成本，也可以实现充分市场化。

据悉，按照国家发改委等方面的计划，在对棉花、大豆的“目标价格”试点取得成功经验之后，下一步将对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籽、食糖等品种也实施“目标价格”改革，再往后，将会对小麦、水稻也推行该项政策。

与“目标价格”实施的情况不同，今年5月农业部、财政部联合推出的整合“三补贴”政策试点、7月推出的渔业油价补贴政策，目前都还没显现出同样复杂的问题。不过，经济观察报从山西、河南等地也了解到，现在拥有承包地的很多农户，已经开始筹划着提高耕地租金，以此来弥补整合“三补贴”后带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