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滴滴涕的三氯杀螨醇等农药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使粮食增产，但由于含有持久性污染物而被限制使用，《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就是一项旨在防止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破坏环境的国际公约。2007年4月，国务院批准《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

　　为推动实现履约目标，环境保护部会同农业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开发了全球环境基金“中国含滴滴涕三氯杀螨醇生产控制和IPM（病虫害综合治理）技术应用全额示范项目”。这一项目在示范地区内针对主要作物（苹果、柑橘和棉花）进行了IPM技术示范，以替代三氯杀螨醇的使用。本版今日在此讲述一个示范点的农民停用三氯杀螨醇后所发生的故事，以飨读者。

　　送孙子上大学一直是70岁的党九儒老人梦寐以求的心愿。如今，老人的梦想变得不再渺茫。他在陕西省洛川县拥有一处果园，虽然收益一直不尽如人意，然而自从两年前他开始大胆停用含滴滴涕的三氯杀螨醇等有害农药，供孙子上学的专项基金便开始像果园里的红苹果一样快速增长。

　　洛川县地处黄土高原，平均海拔1100多米。这里土壤肥沃，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具有得天独厚的水果种植条件。但是由于地处半干旱季风气候带，当地虫螨为患。过去，党九儒老人和他认识的大多数果农主要依赖化学杀虫剂扑灭大量啃食果树叶的害虫。在他们看来，如果不使用化学杀虫剂，绝大部分水果都无法幸存到秋天。

　　“几年前，要是你让我别打农药了，我会一笑置之，继续给果树喷药。我觉得我做不起这停药的试验，它可是这果园收入的唯一保障。到现在我才明白，喷农药实际上弊远大于利。”老人说道。

　　据了解，像三氯杀螨醇这样的杀虫剂可在数周内消除螨害，其廉价、快速、高效的特点备受农民青睐。然而，党九儒不知道的是，正是这种他以为保障了全家温饱的农药让他的苹果永远无法突破每公斤2元的价格瓶颈。限制滴滴涕使用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以及海外市场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决定了如果党九儒继续使用农药，他家的苹果将注定与利润丰厚的国际市场无缘。就算进入海外市场，苹果的质量和国外的驰名品牌相比，也难以望其项背。

　　如今，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指导下，项目在陕西、湖北和山东省相继建立3个示范点，设立农民田间学校，定期为学员提供培训。党九儒就是每年接受培训的10万名农民之一，学习如何改善种植技术以符合国际环境公约要求和国际绿色食品标准。这一项目为期4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环境保护部共同发起，由全球环境基金提供600万美元的资金援助，旨在帮助农民们摆脱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类杀虫剂的严重依赖。因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即滴滴涕这样的农药能够长期残留在食物和水体中，并引发人体严重的并发症。

　　项目提供的病虫害综合管理技术操作简单，方便易行。包括培育树根周围的草丛，为害虫的天敌提供栖息地；安装独立的杀虫灯，在害虫接触果树前将其捕获。同时，项目也提供一些较为复杂的科学技术作为解决方案。比如，项目专家们安全引入了有害螨的天敌“捕食螨”来防范螨害，并为农民们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

　　这项新的病虫害管理技术推广在另外两个示范点同样收效甚好，当地农民对学习农业实践知识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与热忱。在湖北的柑橘种植与山东的棉花生产方面，病虫害治理工作均发生了很大改变：当地农民不再使用含滴滴涕的农药，转而采用更健康、环保的农业生产方式。

　　社区鼓励农民在日志中记录新型种植管理方法的有效成果，从而监控作物生长质量，并采取有效行动防患于未然。同时，项目记录分享了农民的经验，还建立起螨害监测预报中心和农药残留检测中心，以便按照国际农产品生产标准定期为农民提供指导。

　　根据中国在斯德哥尔摩公约中的承诺（包括三氯杀螨醇只能在封闭的系统中生产），项目通过帮助江苏省一家封闭式三氯杀螨醇生产线的优化改造，实现了每年减少180吨三氯杀螨醇生产过程中滴滴涕排放和350吨滴滴涕污染废物排放。并且，这一项目通过与当地政府紧密合作，关闭了两条位于河北和山东的三氯杀螨醇封闭系统生产线。

　　随着新技术在洛川3万公顷果园的广泛应用，三氯杀螨醇的喷洒日益减少，洛川苹果的年产量直冲70万吨，相当于县里20万人口每人生产3.5吨苹果。如今，更优质的洛川苹果售价可达每公斤6元，多元化加工的计划也即将出台。因此，无论将这600万美元的项目看成是一次对洛川农业未来人均30美元的投资，还是看成一场维护人类健康和世界环境的保卫战，项目取得的成果都十分显著。

　　至于党九儒老人，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培训师，准备加入日益增长的果农大军，积极筹备将洛川苹果远销欧洲市场。新技术的采用使得党九儒一家每年平均每亩增收12%，这些钱将会被用作孙子的教育基金。（中国环境报）